范：我国有领先于世界的古代科技成就，有对西方近代科学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天才发现，为何“近代科学崛起于西方而不是中国”？对于这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您是如何看待的？
杜：如何面对这个难题，求解这个难题，提供解决这个难题的正确思路，使当今中国在面对世界高科技时代的挑战中再现昔日科技的辉煌，是每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的真诚愿望。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一种现代神秘信仰辩护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把传统文化创新与现代科学革命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搅在一起，用现代科学发展碰到的思想观念的新的综合的困难，来掩盖我们传统文化创新中迫切需要清除的思想障碍，试图用推动所谓“东方的科学革命”来冲淡正常理智对神秘信仰的怀疑。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
范：这种“东方的科学革命”的观点，其错误何在呢？
杜：这种“东方的科学革命”试图通过复活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封建迷信的和神秘巫术的东西，来达到一种不同于现代科学的变革方式。这种观点的谬误就在于，它隐含一个错误的逻辑前提：科学有东方、西方之分，并将自己与现代科学区分开来。其实，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是没有国界的。思维方式、宗教信仰、道德规范、语言文字等，有东方西方之分。难道自然科学也有东西方之分么？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平方之和等于斜边的平方，中国叫勾股弦定理，西方叫毕达哥拉斯定理，就其对空间形式的古代科学认识讲，说的是同一个数学定理，无所谓东西方之分。本世纪60年代对基本粒子的研究，西方人提出“夸克”模型，中国人提出“层子”模型，有的西方人还依据毛泽东对这种模型的预言称之为“毛粒子”，讲的都是对原子核内部结构的同一认识。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科学知识的基本特点在于它体现了人类认识的共同性。把“科学”分为东方的和西方的，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提法，并且在实践中还会造成极其有害的社会后果。
范：现代科学革命与传统文化创新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杜：二者既有联系，又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简单说，现代科学革命面临的观念突破是现代科学前沿发展提出的科学理论问题，如近20年发展起来的规范场理论、量子引力理论、生物工程理论等。而传统文化创新面临的关键问题却是如何清除封建迷信、神话巫术观念对科学发展的障碍，总结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本质特征，以便好好补课并与现代科学观念融合的问题。因为从中国古代科学到现代科学，这种文化史上的巨大裂豁，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弥补，只能实行文化基因移植。至于企图另辟蹊径，抛开现代科学的“东方的科学革命”，究竟要革什么东西的命，并能达到何种目的，颇为让人疑惑。
范：那么，我们究竟如何解决“李约瑟难题”呢？
杜：这正是传统文化创新的关键所在。第一，必须找准“李约瑟难题”产生的原因，特别是思想观念、传统文化方面的原因，然后才能对症下药。第二，研究西方近现代科学发展成功的原因，特别是探讨近现代科学中心转移的一般规律。第三，分析鸦片战争以来，“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科技教育落后的原因，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弄清思想上、体制上的障碍究竟在哪里。第四，当前的对策是，为了贯彻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不仅要引进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更要吸取和消化现代科学的科学精神、科学规范、科学方法，增强科学创造意识，创建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最后我想说一点，吴大猷先生最近提出——古代中国超过西方的大多是技术，不是科学，技术与科学不能混为一谈。没有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发展是有限的。这才是中国长久以来科学发展不及西方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番话对于我们反思和解决“李约瑟难题”或许能够提供某种启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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